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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郭改云:任继愈的国图岁月

     

       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任期最长的馆长;

        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;

        他以年迈之身为民族的文化振兴创下了千秋功业。

        我总是记得,2009711早晨,一代宗师任继愈走了。

        因为记者的职业,我结识过各个阶层的人士,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,旋即又淡出、疏离,渐渐地只留下些许记忆。惟有任继愈先生,自始至终鲜活在我心里,并凝成永恒。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融汇中西,贯通古今,为人为学,高风亮节;他一生低调,不图虚名,成就卓越,举世同仰。尤其是在晚年,他埋首书山,整理古籍,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        今天,在任继愈先生仙逝5周年之际,让我们一起轻轻地走近他……

        1

        1987年,71岁的任继愈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的“北京图书馆”(现国家图书馆)任馆长。

       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天意,60年前,当任继愈先生还在山东济南读高小时,就曾当过图书馆“负责人”。那时,学校让同学们自办小图书馆,占用教室的一角,设两个书柜,加把锁,推举一名同学掌管,半年轮换一次。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从“前任”手中接过钥匙不久,“济南惨案”爆发,学校?,小图书馆不复存在。不想在“一甲子”之后,他当上了亚洲最大的图书馆馆长。从此,他把坐拥书城,传播知识与文明,视为一位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。

        一直以来,学界都有一种“图书馆存在悲观论”,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,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,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图书馆,并且最终有一天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。

        对此,任继愈先生有深刻思考,他讲:“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,即使国家消亡了,政府没有了,但图书馆会存在。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,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。并且,它具有教育和传播知识的功能,是推行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,它的覆盖面要比学?砉愕枚!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,有着双重身份。一方面他做“学者”,从事学术研究;另一方面担任“领导”,追求与时俱进。他认为:时代的发展,不仅要求图书馆传播知识,还要过滤掉不真、不良的信息,去伪存真,培育和传播先进文化。只有这样,图书馆才能成为优秀文化的捍卫者和传播者。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还常讲,图书馆没有读者,就如同鱼失于水,缺了存在的依据。国家图书馆为普通读者服务,天经地义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?应该是人有我有,人无我也有。

        正是在任继愈先生的提倡、呼吁和努力实践下,国家图书馆的定位逐步清晰,其学术地位和文化形象不断提升,阔步迈进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。

        2

        在任继愈先生看来,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,还是有生命力的、活着的文化。而正是这种活着的文化,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屹立不倒。他预测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时期要在二三十年后到来,他这一代人应为文化高峰期的到来打基础。因此,他把整理和积累古代文献资料,让珍贵的馆藏得到广泛使用,作为自己重大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。

        1992年,《中华大典》开始编纂,任继愈先生担任编撰委员会主任,兼任《哲学典》和《宗教典》主编。是年,他已经76岁。

        《中华大典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,属于类书的性质,相当于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按照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、地理等各个领域分卷,把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编辑整理。工程浩大,耗时惊人。

        作为编撰委员会主任,任继愈先生邀请了冯友兰、钱钟书、季羡林等300多位著名学者,还跑到史学家戴逸、数学家吴文俊等先生的家中,动员他们担任各自领域的分典主编。

        由于经费紧张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组委会无力支付编纂人员的酬劳。任继愈先生从大典编纂开始后的十几年里,未拿过一分钱。后来终于有了些经费,工作人员把他的身份证“骗”来,办了张卡,把稿酬打到卡里。他知道后说:“再这样的话,我不干了!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远离名利,远离喧嚣,远离公众视线,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”的工作。几十年来,他每天总是早上4点起床开始工作。除非必要的公事,不出去应酬。有人问他:“您不觉得枯燥吗?”他说:“不枯燥,坐不得冷板凳,就做不得学问!

        走进《中华大典》编纂办公室,就像走进了书籍的海洋。寒来暑往,无数专家来了又走了,而任继愈先生一直坚持到最后。他从不做“挂名主编”,靠左眼仅存的模糊视力伏案工作,经年不辍。儿子心疼父亲,将家用摄像机与电脑连接起来,将书本的文字放大显现在电脑屏幕上,以方便他观看。

        在近20年的时间里,任继愈先生坐镇国家图书馆,皓首穷经,年高德劭:

        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,历时16年完成了107卷、总字数过亿的鸿篇巨制《中华大藏经》;

        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,编纂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《中华大典》;

        他主持的镇馆之宝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出版;点校本《二十四史》、《清史稿》也在重新修订之中……

        然而,任继愈先生在年近90岁退休那天,却谦虚而不失幽默地说:“我想了半天,也没觉得我这18年做了什么事情,工作都是大家做的。我只让人给图书馆的玻璃门上贴了张纸条,提醒大家不要撞到玻璃上,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!

        3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一直想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。年逾古稀,完成这个心愿是何等迫切!

        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心愿。因为他的案头,总有浩繁的古籍整理工作用去了所有时间。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,这些书稿永远排在优先的位置。他甘愿为后人做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。

        或许,任继愈先生晚年倾心尽力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,还需要若干年才能迎来收获的一刻。在后人的辉煌中,谁又能忘记其中属于他的那一份光彩?

        事实上,任继愈先生罹患癌症多年,而他一直表现得“若无其事”,大家也便觉得无事了。他说:“生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——如果你们还有100块钱,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。我要用好它!

        20096月,任继愈先生病情加重。医生说,他浑身都是癌细胞,疼得不得了,但他仍关注着《中华大藏经续编》的编纂进程。

        2009年7月11凌晨430分,任继愈先生安然离世,终年93岁。

        当天上午,国家图书馆官方网页悄然蒙上“黑纱”,网站文字和图片均呈黑白两色。

        灵堂设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学术报告厅。被鲜花簇拥的照片上,任继愈先生风度翩翩,穿着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,戴着黑框眼镜。他面带沉吟之色,目光深邃地投向远方,似乎在注视着遥远地平线上世界文明的曙光,又仿佛在眷顾着他的学术生涯;而对于凝望着他的人们来说,则蕴含着亲切道别与殷切叮嘱……

        “老子出关,哲人逝矣,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;释迦涅槃,宗师生焉,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!

        挽联概括和颂扬了任继愈先生为民族文化振兴所创的千秋功业!

        任继愈先生是在每天起床工作的时间走的,让人觉得他是去天国续编《中华大藏经》了。

    (来源:《党建》杂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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